我的师傅（三）
我的师傅（三）
我入厂当工人以后曾认过三位工人师傅，我都写过了。此外，我还有一位“私淑”的技术员师傅。
他是上海人，姓朱，1957年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一直在厂工艺处做非标准机械设计工作。他工作勤恳，技术精湛，因此在文革中差点儿倒霉。有人专门等着抓他的小辫子，可他就是一声不吭，让人没办法，结果只判了他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四大金刚”。为了躲避是非，他借着“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名义，自愿下车间，单人独骑，负责我们车间的工艺改造的设计工作。车间给他在会议室一角用无纺布隔出一间小屋，他就在那里整天画图，户口名义上在工艺处，实际活动随车间。车间另外由工人组成了一个“双革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当时称“双革”），专门负责制造他设计的装备。
我调到“双革组”以后就有机会接触他了。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总是细声细语，从不摆技术员的架子。你问他什么，他总是耐心解释。那年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很多人以“大老粗”自居，他自然成为天然的靶子，画好的图纸都要挂起来，请工人师傅评头品足。对这些他从来没表示过反感，至于心里怎么想就只有天知道了。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照他的图纸办。他设计的好几台大型专用设备，制造安装以后，效果显著，使我们车间的工艺技术水平一下子居于全国最高，他因此名声反而更加响亮。
我对技术工作心存敬仰。身边这么一个人物就是我的偶像。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坐在画图桌旁画图的姿态，让我看来，比希腊雕塑维纳斯还要端庄。他的屋里，满墙都挂著他画的0号总图，看上去，那比世界名画还要美丽。他的设计手册，俄文的，页码都磨得看不清了，那是多大的功夫。更让人佩服的是他的英语。车间里经常来外国人参观，每次都是他陪同翻译，厂里的正式翻译靠边。我们车间一个老右派（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生）说：“老朱的英语谁也比不了，那是从小教会学校的底子啊。”后来朱师傅（我管他叫师傅，那时时兴叫师傅）曾经偷偷对我说：“课班出身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言外之意，我虽然学机械，英语却比科班还要好。这是多大的自豪。
他的小屋成了我心目中的圣殿，我多么想跟他学画图啊。机会终于来了。1976年，我在厂办半工半读的“七二一”大学（落实毛主席“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指示的产物）毕业，要搞毕业设计，厂里要求车间安排。正好朱师傅忙，需要一个人帮他画零部件图，就让我去了。
这一去半年多，亲聆謦欬，耳濡目染，真是获益非浅。有一次我看他画图，慢悠悠的，连剖面线都从两边向中心两笔完成，以免过界出头，而别人却说他画图快，这我就不理解了。我就问他，他微微一笑，说，秘密在于两点，一是他胸有成竹，一笔下去，几乎不擦不改，不仅快而且图面干净利落；二是他不用总翻设计手册——一般的数据，比如螺栓螺帽的尺寸，他都背下来了，所以比别人省时间。啊，功夫原来在图外！他看我急于学画图，有一次跟我说，学习要先打好一个底盘，底盘大，上面才能堆得高。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胡适老先生的话：“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文革后期他当上了劳模，入了党。多年一个人默默地画图，为祖国的电力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劳模和入党是对他的肯定和报答。
直到1977年末我参加高考，1978年2月我离开工厂，朱师傅还在默默画图。后来不久，听说他被任命为工艺处的处长，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辞职了，原因是处长什么都得管，什么分房子、计划生育，他管不了。这是建厂以来干部无过错辞职的首例。后来，工厂与美国搞技术合作，他当了中方驻美代表。再后来，听说被市里看中，调任外贸局副局长了。
我上大学以后，过年还到他家拜过年。后来他当了官，搬了家，我再也没去过，从此无缘见面。
算来，他现在应该70出头了，早退休回上海了吧。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个私淑弟子。
2008-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