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县城
老县城从村子到县城，六十里。对于习惯行走的人来说，这算不得什么，他们关心的只是了与未了的心事。距离就像称秆上的星花，移动一点增加或减轻身体上的容量，起伏不平的黄泥土路写满着无以言说的辛酸。村子和县城是现实和梦境的两端，这使得他们的步子移动起来不是轻松，虽然他们内心是那么热切。说这话大约在二十年以前，一个徒步行走天经地理的被看做办事效率高下的年月，那时候村庄和县城的道上，影绰绰地散布着高低不一的生命。
祖父死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听不到大人们对县城的回忆。那是一个水果、玩具和卡片云集的地方。在上古时代县城称为冢。这字在太多的场合被理解为坟墓。笔划的增删就是距离，就是时间。祖父躺在坟墓里却再也回到上古的地方了，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美妙传说的终结。关于县城最初的记忆就是祖父被生产队差遣拆除理应有村人推倒的城墙。城墙没了，我想它一定是在祖父踏上通往县城的那条土路之前就没的。许多可以唤醒后人记忆的事物，在先人的权恒利弊里消失、终结。
祖辈们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日夜操劳，做得日子上等的好梦。某一天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这个目标来势凶猛过于强烈，以至他们把心事分割成条条块块，就像一个饥馋之人想享用整口的猪却没有足够的本钱，在肉案上拎走一条解馋似的，尽可能多地了解县城并与其结融。我家隔壁的李老二，眼中的县城依然是民国时的样子：妓馆、酒肆、赌场、书局。他不厌其烦地在众多场合述说当年的繁华，以至我们耳根都生出茧子。他老了，县城依然是四十年前的影像。大人们是没有时间去的，一年的劳作兜里也余下不了几个钱。他们之间的谈话，不是邻村谁谁死了，就是谁谁的母牛又下了一头牛犊，他们似乎把县城给忘却了。县城的马路比村里的路面要宽阔的多了，也不似路边上长满叫八根挺子的草，引得牛马羊在土路上留恋。当然更看不到光着屁服的孩子麦芽糖似的扭来扭去。车子在宽阔的街道奔跑，那些男女脸上看过去油光光的，在人行道上打着伞举止悠然，也只有车辆向着她们迎面驶来的时候，她们在慌乱里首当其冲地捂脸。她们和水果摊、小吃、交警、车夫一起分布在宽宽的街上，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偶尔也会看到进城买鲜花生的农人，瑟缩着肩头是他们永恒的姿式。花生里飘来泥土的味道，他们大都挂着架车子，打赤膊，阳光里他们肤色幽黑。大人们嘱咐我不要把头伸出车窗，话丢在风里。我早已跳到车里，座位还很多的空位，放下课本躺在能容纳五个人的位子上，掏出奶奶清晨煮好的鸡蛋。身畔有人正在忙不迭地和司机讨价还价，然后不情愿地掏出扣在手心许久的零角。瘦高的先生老是说经费不够，那时我们一帮小屁孩不知道什么叫经费，只知道往返的车费不用出钱，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考试之前先生带着我们在天桥下吃小笼包子，喝小米粥。小笼包子的味道至今记得，爽口、肉馅。最初是一元十个，一元五个的时候我们就鲜少问津了，改吃油条。粥比家里的麦仁粥要清淡些，十年或十年以前的事儿，一挥手，一转眼不见了踪迹。
汔车在清晨的空气里飞驰，路畔的玉米和大豆的清气扑面地吹来。乘客大都来自十里八村，也多半闭着眼心满意足地坐在座位上舒眉眨眼地浏览窗外景物，企图找到一些新鲜的面孔。当司机在一个地方拉人稍做停留时，有人会惊奇地从座位上跳起，我说这是到哪啦！。然后热烈地讨论这个地方，他是多么熟悉。县城的面孔逐渐清晰，却有人嫌这车跑得太快，有许多事还忘记在路上呢？挟着布袋，对着出站方向的大街叹着气。县城并不显摆，显摆好像是女人们的事情。国道、城关、街区、径谓分明。居民大多懒散，建筑并不自信，楼房里偶尔会冒出一抹青瓦片，在街道行走也冷不丁地飞出一块瓜片没人会感到吃惊。那时的街区弯弯曲曲，行人拥挤。对它的印象依稀模糊中渐次清晰，对于一个在此生活了十八年的人来说，算得上是个错误了。
少年的那段时光，喜欢一个人在小城闭逛，在喧闹的小街上喝酒，累了在书摊前打开书来看。涡河的水浅浅地流着，没有停息的征兆，河面上泊着几只装满芦苇的船只，河上支起的一座桥梁通联着另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这似乎成了一副长久不变的画卷了，少了繁华，多了几许忧郁的色泽。十年或十年以前，涡水的水就是这么浅浅地流着，流向不知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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